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俗话说“书生误国” 古代文官到底阴暗到什么程

2019-12-23 05:15 来源:   作者:频道管理员

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古代文官的文章,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。

咱中国有个老词曰“书生误国”,这个词并不是说读书人坏,读书没啥用,而是诟病历史上那些只会空谈理论的书呆子。对历史而言,这个词是十分敏感的,它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。不过,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为这个词赋予了一个新的解释,或许正如如今不少朋友误解的那样——在利益的趋势与相当一部分古人的自我局限之下,这些表面看起来谦谦君子的“读书人”做出了极为可憎且龌龊的事,咱们这篇文章就来举几个这方面的例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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咱们首先要提到的便是老熟人张居正。如今有这样一种观点:张居正害了万历,因为万历本来是个明君圣主的胚子,前者望其成龙,自幼便以圣人的标准处处苛求。然而每个人的成长都是需要空间的,张居正硬是把万历这条“真龙”逼成了蛇。再考虑到张居正的私德也绝对称不上传统意义的君子,这一君一臣之间的矛盾便更加戏剧化了。然而,与万历的自我堕落相比,更可悲的是满朝文武的两肋三刀。

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史,下场最可悲的一类人当属改革家,张居正虽然算是善终,但他却也未能跳出这个怪圈。在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改革后,据《明史》记载:“自正(德)、嘉(靖)虚耗之后,至万历十年间,最称富庶。”国家面貌面貌焕然一新,国力飞速提升,这些改变令张首辅的个人威望达到巅峰,一时间,朝堂上下人人称颂,各种三教九流更是变着法子拍马屁,张居正被生生捧成了“活圣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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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段时期,张居正的权势大得有些离谱了,不少被触碰利益的权贵指使手下暗中作祟,抓住对方一点点把柄便大肆弹劾。无奈仗着皇帝宠信,张居正一点事没有,反倒是弹劾者被降职。稍稍夸张点说,张居正几乎是以一人之力挽救了危局,他本人也并不是那种迂腐的书生,相反,他十分擅长玩弄规则,纵容官员搞“灰色收入”。有这样一根顶梁柱撑着大局,既能富国富民,官吏也能填满口袋,可以说是皆大欢喜,大伙儿支持他不就完了呗。然而文人们偏不:你越是受宠,我们就越眼红,就算皇帝罩着你,我们也得冒着杀头大罪把你扳倒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张首辅的对手们总算找到了破绽。

公元1577年,张居正父亲故去,他按理说应该辞职回家尽孝三年。不过万历皇帝专门下旨,特许张居正无视条规,继续在京任职。皇帝离不开张首辅,大臣们本来也不敢说啥,然而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,一颗陨石从天而降,引发了一场大火。朝廷损失惨重,大伙儿却无比兴奋,张居正树敌无数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,各种各样的弹劾喷涌而出,甚至有些人不惜睁着眼说瞎话,称张居正要造反。万历要质疑,大臣就拿“天降异象”说事儿:他张首辅要是安分守己,老天爷置于发这么大火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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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,原本对张首辅绝对信任的万历,硬是让一群文人撬动了。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,渐渐长大成人的万历皇帝意识到皇权似乎正在被相权压制,长期以来的压抑慢慢转变为埋怨和愤怒。1582年,张居正前脚刚走,大臣们后脚就反了:之前某个冬天,皇帝想掏腰包赐百官貂帽,张居正就因为始终没有戴这顶帽子,这点小事儿也被专门拎出来,人们痛骂他“假圣贤”;有人甚至还因此衍生出“张居正私生活糜乱,春药吃多了,‘毒发于首,冬月遂不御貂帽’,最终嗑药致死”的谣言,一个二个说得煞有介事,似乎张居正在榻上翻云覆雨时,他们就在一边观摩似的。后来发生的一切正如我们所熟知:好端端一位柱国名相,硬是让这群嘴刁的文官骂成了“奸人”,张家也被害得抄家;此事引发的连锁反应更是对年轻的万历皇帝造成了沉痛打击,甚至祭出了“二十年不上朝”的壮举。

咱们要讲的第二个例子便是于谦于少保,若说张居正延长了明朝国祚,那么于谦干脆就是逆天改命,硬生生地掰弯了历史走向。同张居正不同,于谦就是历史上那种最典型的正人君子:为官不贪,事事但求问心无愧,忠君爱国,整个人就像一块钢板,无懈可击。然而于谦千不该万不该,偏偏碰了封建社会的超级禁区——废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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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木堡之战前后那段历史,大伙恐怕已非常熟悉,咱们在此不多做赘述。在绝境中,于谦力拒迁都南京,从监狱中临时放出石亨、杨洪等一批可用之人,重整军队,安抚军心,硬是一步步挽回局势。明英宗被俘期间,正是于谦一手将代宗扶上皇位,若于谦稍稍有点“政治头脑”,把英宗丢下不管,只要代宗屁股坐在龙椅上,那么于少保便是大明首功,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然而,一根筋的于谦非要不计代价地迎回英宗,当然了,这种做法无可诟病,但它却给了对手们扳倒于谦提供了契机。

公元1457年,明朝发生夺门之变,明英宗复辟。在一群官员的起哄下,英宗对代宗势力发起了残酷的清算。于谦作为当时的百官之首,同时也是明英宗本人的救命恩人,英宗本来并不想动他;况且于谦为官正值,既不贪污也不结党营私,英宗就算想动他也没借口啊。结果在徐有贞等叵测之徒的忽悠下,文官们硬是捏造出“于谦不死,夺门之变便是谋朝篡位”这样的荒谬理论,这才让英宗下了杀心。值得一提的是,这伙文人给于少保扣的罪名还相当低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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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来,明代宗深知于谦不贪,索性不再赏赐钱财,而是在京中赐了座大宅子给他。眼看圣恩难却,于谦便半推半就地收下了,不过他也从没打算过搬进去住。为了不让皇上面子挂不住,于谦特意随便找了些兵甲、玉带之类的东西放进宅子,每年还抽几天装模作样地去逛一番,表示自己并没有把皇帝的一番好意晾在一旁。然而,在扳倒于谦的过程中,这些兵甲等物件居然都成了他要起兵造反的“铁证”。于谦被搞臭后,一群文人暗自得意,反倒是有个太监当朝大骂,说于少保为国解难,刚正不阿,朝廷咋就容不下这样的正人君子呢?

于谦之于明朝的一切,其实在唐朝也上演过,这也是咱们要讲的最后一个故事。公元756年,18万叛军直逼睢阳城,城内只有守军约7000人,敌我差距悬殊,满城军民用血肉书写了唐王朝最光辉的一笔,然而,这场名震古今的战役却也解开了封建中国最丑恶的一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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睢阳城中有两位主将,分别是御史张巡和睢阳太守许远。值得一提的是,张巡在军事上是个鬼才,曾于雍丘一役以两千兵力同4万叛军精锐打得有来有回。许远则为人宽厚大度,自知在军事上远不如张巡,便主动让权,自己在后方安抚民心,做好后勤保障。虽然张、许二人配合紧密无间,睢阳军民也足够英勇,但叛军实在太多。当睢阳城门被攻破时,城中早已弹尽粮绝,守军甚至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。叛军把36名守将当众处死,即便如此,城内居民仍无一人屈服。

虽然睢阳城未能保住,但这场战役却成了安史之乱的转折。不久,敌将尹子奇被斩,唐军一鼓作气收复洛阳。平定之后,张巡和许远分别被追封为御史中丞和待御史,朝廷为两位国家英雄立祠,画像入凌烟阁。按理说,这本该是理所应当的事儿,然而两位尸骨未寒,文人们就又坐不住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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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《新唐书》记载,大历年间,张巡的儿子张去疾曾经上书弹劾许远:“巡及将校三十余皆割心剖肌,惨毒备尽,而远与麾下无伤……巡功业堕败,则远于臣不共戴天,请追夺官爵,以刷冤耻。”张去疾选得角度十分刁钻——他嫌自己爹的遗体让叛军搞得乱七八糟,许远却干干净净,因此状告许远是叛军奸细,要求皇帝下令剥夺其官爵。这种荒谬的猜测完全站不住脚,甚至堪称混账,然而文人看热闹不嫌事大,非但不斥责张去疾瞎搞,反而又挖出了不少“黑料”:一群文官义正言辞地指责张、许二人在睢阳城内物资消耗殆尽时杀妇孺为食,吃光小孩后还要对老弱病残下手,皇上您听这是人做的事儿嘛?大伙儿不管它究竟有多少可信度,反倒是先图个嘴快,见人就讲,还说得煞有介事。

要知道,十几万大军围困睢阳城时,张、许曾差人四处借兵借粮,谁料周边同僚全部装傻充愣,前者最终也才借到三千人马,结果还没靠近睢阳城便消耗殆尽。叛军得势时,大批官员倒戈或是干脆“消失”,然而当唐皇重返帝都时,他们又高呼着跑出来恭迎圣驾了。当初跑路的时候一个比一个狼狈,如今大伙儿在朝堂上再见面,彼此相视一笑,似乎之前的不堪只是昨夜的一场噩梦罢了。他们瞬间忘掉了自己的懦弱耻辱,转而对救命恩人口诛笔伐,这种丢人的事儿居然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重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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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或许便是我们所说的“书生误国”的另一层意思,有些人甚至把它套上了“劣根”之名。笔者认为,在封建社会、尤其是斗争惨烈的权力层中,士人们主动或是被迫地迎合当权者的利益,这并不是古人品格的根本体现,而是利益与社会现实的具体反映,正所谓“有人的地方便是江湖”,这并非一个人或是一群人就可以轻易改变的。纵观历史,诸如文章所讲的这类故事举不胜举,满嘴仁义道德却行卑鄙之事的小人更比比皆是,然而,古人中更多的是名臣良将、君子正人。但历史同时也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们:摧垮堤坝的可能不是洪水,而是一窝到处打洞的蚂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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